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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里的瓷枕文化

2019-04-08 20:55:16 洮砚阁_安红洮砚展示网 已读

枕是人们生活中极为常见的卧具,而陶瓷枕又是我国陶瓷艺术中一个非常独特的门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自1991年入藏香港著名收藏家杨永德伉俪捐赠的200余枚陶瓷枕以来,将“陶瓷枕”作为一个特色收藏,在不断扩大藏品的数量与类别的基础上加大对陶瓷枕的征集与研究,到目前为止馆藏陶瓷枕近600枚,涉及国内众多窑口,堪称国内博物馆瓷枕收藏之最。

本文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瓷枕为例,介绍陶瓷枕历史中所蕴含的社会生活史、文化发展史、技术史和艺术史。

▌瓷枕与社会生活史

瓷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代,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瓷枕实物出自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夫妇合葬墓,高2.4厘米、长3.9厘米、宽2.3厘米,枕面下凹,两端上翘,作为随葬之用。而从唐代开始,瓷枕不仅作陪葬之用,并成为了具有实用功能的日常用具,这在考古发掘材料和当时的文献中均能找到相关证明。1972年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富平县文化馆清理了位于陕西富平县吕村公社的李凤及其妻刘氏的合葬墓。李凤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五子,封为虢王。该墓壁画异常精美,其中位于甬道西壁的第二幅墓画,描绘了侍女二人,左侧者头梳螺髻,上穿窄袖粉红色襦衣,外加披巾,下着淡红长裙,足蹬云头履,双手捧枕。

▌[唐]侍女捧枕壁画 陕西富平李凤墓出土

文物里的瓷枕文化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此枕有棱角起伏,形制似为硬质瓷枕。《唐书·五行志》说:“韦后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其时的陶瓷枕除了日常使用之外,还衍生出辟邪、辟魅、宜男和服妖等民俗学含义。

宋代,城镇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促使瓷枕制作更加普及,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登封窑等众多北方窑口及窑系都生产瓷枕。1918年河北巨鹿发现了一座宋代故城,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大观二年(1108年)秋,黄河决,陷没邢州钜鹿县。”《宋会要辑稿》载:“八月十九日,工部言,邢州奏钜鹿下埽大河水注钜鹿县,本县官私房屋等尽被渰没。”在钜鹿故城的房舍中发现了不少瓷枕遗物。陈万里先生描述了这些瓷枕在当时的使用情况,房舍“如今北方之炕。炕之外缘以木为之,高于炕面。枕时必系以枕足之后部抵于木缘,则枕可稳,不致向后方左右倾斜”。天津博物院整理出版的《钜鹿宋器丛录》中也提到:“……钜鹿发现此物甚多,发现时有平置者,有立置者,可见当时于枕,用则平置,不用则立置之习惯。”“第一枕足底题‘崇宁二年新婿’六字及‘亚出’,其为馆甥之器勿疑。昔时以瓷枕为殉葬之具,观此可知其非矣。第二枕形式同,底题‘程三’两大字,旁又有‘程小’两小字,知为程氏父子寝具也。”这些材料实现了“文”与“物”的互证,也足见其时瓷枕使用的普遍。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薄雾浓去愁永昼》里写道:“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词中的“玉枕”即被认为色质如玉的青白釉瓷枕。该词将瓷枕清凉醒神的功能描述得淋漓尽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有一枚金代山西晋南白地填黑诗文八角形枕上。

▌[金]山西晋南白地镇黑诗文八角形枕

文物里的瓷枕文化

白彩书七言诗:“峰前明月照藤床,窗内清风生石枕”。

北宋建立以后,十分重视与异域诸邦的贸易联系。北宋雍熙四年(987年)三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京都不仅居住着许多隋唐时期幽州胡商的后裔,还有来自中亚、西亚各国和地区的使节、商贾、工匠和艺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宋金三彩印双鹿纹如意形胡人驯狮枕。

▌[宋金]三彩印双鹿纹如意形胡人驯狮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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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4.6厘米、长18.8厘米、宽29.5厘米,浅米黄色粗砂质半陶瓷胎,黄绿釉,枕面呈如意形,双线框内以珍珠为地,刻划竹石、双鹿及猴子,枕座塑胡人侧卧牵狮的形象,底钤“大郭”款。胡人驯狮一般以一人一狮为主,辅以胡琴、琵琶等西域乐器作为驯狮工具,其表演形式为驯狮者一边舞蹈,一边弹奏乐器,同时引导狮子根据驯狮者的乐曲和舞蹈节拍表演各种舞蹈。沈从文先生将胡人与狮子组合的形象统称为“醉拂菻弄狮子”。“醉拂菻”就是指在宴饮场景中,将酒醉的癫狂与舞蹈的神性相结合的胡人形象。这种融歌、舞、乐、杂技于一体的胡人驯狮表演具有典型的西域特色,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