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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是否超越了王羲之?

2019-04-09 14:24:43 洮砚阁_安红洮砚展示网 已读

原标题:法“名笔”的认知解读 颜真卿是否超越王羲之  

书法,是东方艺术的象征,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因此,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以下简称《超越》)大展,在中国引起了颇大的反响与热议。诚然,本次《超越》展在策展、展品的档次、展示的形态、展场的布置等方面做得颇为道地、讲究。为此,也产生了过度的解读与赞誉。

在这各种书体的概况介绍及名笔的作品亮相中,我们发现并没有内在的、书法史学意义上的打通贯穿,也缺乏各种体式转变的脉络分析及笔墨演绎的规律解读。实际上,就展览的主体来讲,从王羲之到颜真卿及其之后影响,必须从三方面来加以展示与评述:一是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建构作用与意义;二是王羲之的历史谱系与艺术贡献;三是颜真卿的笔墨师承与书法地位。然而,综观整个展览,并没有涉及到这三个层面。策展人富田淳表示,主要将王羲之与颜真卿作比较,特别强调了《兰亭序》已不复存在,而“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真迹是存在的,因此也的确存在“超越”,其余方面没有更多的专业思考、理论探讨及学术指向。因此,可以这样界定:《超越》展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学术展,呈现的是快餐时代的文化景观。

中国书法史上的隶变

《超越》展的主体人物是颜真卿,而“对象”是王羲之,其主题是“超越”。为了佐证颜真卿对唐代楷书、行书的推动,以《祭侄文稿》为镇展之宝,同时亦展出了《麻姑仙坛记》、《勤礼碑》及《自书告身帖》等,说明颜真卿对楷法的最终建立及行书的超越意义,并作出“他改变了书法的历史”结论。但从整个中国书法史来考查或评估,颜真卿不具有改变书法史的历史作用与艺术地位,他仅是唐代书法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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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唐 颜真卿 祭侄文稿(局部) 28.2×72.3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晋 王羲之 兰亭序(冯承素摹,局部) 24.5×69.9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的最终成熟,并不是由颜真卿来完成的。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书法要倒退至少五百年。楷书及行书初始于汉代隶书高度发展后所产生的“隶变”,这才具有书法史上的书体缔造意义。汉隶的出现,不仅是一种书体风格的创立,更是文字机制的转型。其后隶变的出现,则是在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下,推动了汉文化圈文字范畴及书法体系的社会构成、时代变化及艺术发展。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汉代隶书的演变过程之所以被称为“隶变”,是因为它为之后各种书体的变化作了重要的媒介与谱系的建立。

隶变,一是草化,二是楷化,由此构成书体的逻辑二元关系。草化,章草是“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张怀瓘《书断》)的一种书体,章草依然保留了隶书的波捺笔,字字分离,但笔画连绵,结构简化,其笔画萦带处常使转连接,东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写的《急就章》就带有这个艺术特征。张怀瓘曾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可见草书是从章草变化而来,体势连绵起伏,笔画奔放飞舞。草书相传是东汉张芝所创,他取法于杜操、崔瑗的章草而创草书(又称今草)。张怀瓘在《书断》中亦说他“初学章草”后“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张芝的草书精熟神妙,有“草圣”之称。行书介于草书与正书之间,相传是东汉刘德升所创,“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赞曰:非草非真,发挥柔翰。”(《书断》)行书书写流畅迅捷而又易于辨认,婉约妍美而通俗晓达,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及审美价值。“隶变”的书法逻辑学推进,使书写与体式更社会化与功能化。

隶书的楷化于东汉末年形成,相传是王次仲所创,但此说并不可靠,其实这种书体在民间早已流行。较早的楷书还带有隶书的遗意,如三国吴凤凰元年的《谷朗碑》,就带有隶书遗风而开楷书雏形。其后的楷书在结构上则虚实有致,在运笔上则顿挫提按,在线条上则日趋严谨方正,产生了楷书的典型运笔与结构。

其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楷书日趋成熟。三国时魏的大书法家钟繇就是以精于楷书著称。《宣和书谱》评其为:“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代的王羲之亦有楷书代表作《乐毅论》、《东方朔画赞》传世。南北朝时魏碑的兴起,标志着楷书日趋成熟并应用相当普及,而其中的《郑文公碑》及《龙门二十品》更是魏碑的经典。因此,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特别指出:“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广沃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魏碑的艺术特征、运笔形态及风格类型等作了系统的总结。隋代出现了楷书的名作《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尤其是《龙藏寺碑》,以严谨成熟而风格鲜明的楷法,开初唐楷书风格之先。为此,《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指出:“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