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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观点|到上海去: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新变

2019-04-12 05:48:47 洮砚阁_安红洮砚展示网 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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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赐笔下的苏州园林

江南作为宋明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其家族组织也颇具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家族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建设,从而形成世代绵延的文化世族,成为江南家族群体中特殊的亚群体。所谓文化世族,其自然属性指家族人口繁衍的规模与世系,社会属性则是家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与乡里声望。

世系与乡望:文化世族的两条标准

从自然属性来看,宗族或家族的本义就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形成的族人聚居群体。这种血缘群体,就是传统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宗族绵延的世系长短和人口繁衍的规模成为判断望族的基本条件。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统计了91个嘉兴望族,平均每个家族的血系绵延达8.3世,约二百一二十年。苏州地区的洞泾吴氏绵延17世,皋庑吴氏18世,吴中贝氏15世,唯亭顾氏16世,大阜潘氏11世,平均绵延15.4世。当然这些家族只是苏州著名的文化世族,因而其世系绵延平均值尚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总体而言,根深方能叶茂,文化世族首先必须具有相当之历史与规模,这样才能累积起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社会属性而言,文化世族自然是以文化为显著标志,而不是以官爵与财富为表征,文化世族本身的含义就是以文化世其家,其着眼点在于家族的文化特质,并能世代传承保持下去。正如陈寅恪论及中古士族时所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9页)宋明以来,虽然传统的门阀士族已经消亡,但科举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大儒仍然积极倡导家族的建设,并赋予家族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明清之际太仓吴伟业认为:“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吴伟业《梅村文集》卷7)明代苏州著名的文徵明家族,“累叶风流儒雅,为士林所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王鏊家族不仅如诗人沈德潜所说,以“能文世其家”,而且“以忠厚相承”,积善乡里,被世人称为“忠厚王家”。清代苏州彭氏家族“子弟恪守庭训,不逾规矩”,理学家江藩认为,“江南世禄之家”,“当以彭氏为矜式”(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大阜潘氏也是科举与业贾并重,文化与施善齐名,成为地方士绅之表率。

总而言之,对科举时代文化世族的甄别,主要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特性,即以儒学传承与文化积累为标准。文化世族并非狭隘地限定在科第奕世、艺文卓著的家族,只要家风儒素、尚文重教、积善乡里、德孚一方,而且世系绵延久远,都可以列为文化世族,包括一心向学的儒商世家或儒医世家。真正的文化世族是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而不是单纯专注于一家一姓的繁衍与壮大。

“庚申之难”迫使大量江南士绅逃至租界

近代苏州文化世族与上海的密切接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特别是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苏常,迫使大量的江南士绅富商逃亡至上海租界,史称“庚申之难”。这场战乱给苏州世家大族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客观上也给上海带了意外的财富,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海上文人姚公鹤认为,这场战乱对上海繁荣的作用超过了上海开埠之后西洋商人的影响,是“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姚公鹤《上海闲话》)。

苏州大族绅商虽然托庇于上海租界,获得安身之地,但深受儒家“华夷之辨”观念浸透的文人儒生,在文化观念上并不能接受“夷场”(租界)的生活方式。来自于苏州乡村的儒生王韬当时已经在上海租界谋生十多年,但对于西方文化仍是不遗余力地批判,认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易势,刚柔异性,溃彝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相比之下,苏州文化世族中的少数有识之士,在租界与西人接触之后,眼界大开,对于中西文明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如苏州大绅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超前的远见卓识,在冯桂芬生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认可,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帝才谕令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刊印一千册,颁发给朝野要员。所以《湘学报》说它“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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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文樑笔下的上海豫园